《人,或所有的士兵》:理解战争,理解文明

作者:admin 来源:未知 更新日期:2020-01-23 浏览次数:

  
 

   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或回归总体性叙事作家莫言在创作谈《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用长度、密度、难度概括长篇小说的标志和“伟大文体”的尊严。 而在《小说选刊》编辑部主任、评论家顾建平看来,《人,或所有的士兵》已经满足了长度、密度和难度的外在要求,同时更是具有角度、态度和深度的内在集合体。

  
 

   “这部小说的角度非常特殊,不是正面写战争,而是从法律陈述中控诉一个罪犯的角度去写战争。 在这个时间点上,作者可以去回述整个战俘营的生活,也可以回述整个战争。 态度则体现在小说的扉页,‘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

  
 

   战争的残酷、对人性的摧残,在这本书里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从深度看,邓一光的写作恰恰不是为了反战而反战,他从郁漱石个人的悲剧延展到了世界文化的悲剧,也就是人类共同的悲剧。 ”顾建平从角度、态度和深度中发现了邓一光对文化悲剧性的集中表达,而刘大先则从小说庞大的体量中品读出一种“崇高感”。 “这不是故事本身的崇高感,而是一种历史的崇高感。 ”刘大先以致密的思维勾连了一系列的世界近代史知识背景: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殖民主义和老帝国的瓦解、东亚区域地缘政治格局的失衡、整体知识变革中中日欧美权力关系的变化、民族主义的扩散和模仿、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以及有关东亚新秩序的新论述和重构……刘大先认为,《人,或所有的士兵》让不同表述的合法性都表现出来,用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规矩”方式讲述了战争,而不是站在某个充满义愤的、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角度。 在刘大先看来,庞大的小说里虽然众声喧哗,但并非一个“罗生门”般的叙述,多种声部没有各行其是,而是在一个主导性的情节中展开,体现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我看到了一个普遍的关于人在狂暴的历史中的命运,历史的偶然和荒诞社会的混杂与矛盾,以及人性的彷徨踌躇、弱小卑微”。

  
 

   《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从文本的叙述方式里发现了更多奥秘,在他看来,邓一光刻意使用了一种有限的叙述视角,“小说中有多个叙述者,不是用上帝式的全知全能的视角来讲,只是从个人的角度说出个人的经历,每个人只知道个人那点事儿”。

  
 

   梁鸿鹰认为,这种有限的叙述视角有利于在短时间内构建宏阔的历史事件,读者可以以此从不同的人物口中了解到时代的风云变化以及不同人物所代表的不同社会阶层对战争与命运的理解。 此外,梁鸿鹰还观察到了小说中的“闲笔”。

  
 

   《人,或所有的士兵》在叙写战争发展的同时,还提到了许许多多当时的文学人物,看似是闲笔的处理,实则不闲,反而构成了一种文化、文学的交流史书写。 这些珍贵的片段让小说生发出多姿多彩的枝节支脉,为文本增添了丰富性。 相比于“苦难之作”或“历史证词”的说法,深圳市作协副主席、评论家于爱成更倾向于用“浩瀚之书”来评价《人,或所有的士兵》,小说中无所不在的总体化写作状态,是他关注的重点。 在为《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1期“佳作推荐”栏目撰写的同期评论中,于爱成做出了精当的表述:“这是一种总体化的写作。 作品试图对太多的问题思考、叙述、发问:关于战争与和平,民族与国家,国家与个人,民族性与国民性。 以及关于宗教,关于文化(包括审美),关于语言(国别民族区分意义上的语言区别),关于战争伦理(正义观、英雄主义观等)。 ”于爱成认为,多视角、多声部叙述并不少见,但拼图式、多重例证式、多重互证式的写作近年来极为罕见,在这种总体性叙事中,小说更容易产生分歧与辩论,迸发出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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